贵宾会 现代文学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至今已有30余年。中国学术界虽已抛弃最初的“西马非马”的独断认识,转而对其思想成果抱以极高的研究热情和积极的认同态度,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上,一种隐约的犹疑仍不时显现:当谈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洞察在当今时代的影响力时,我们倾向于认可二者的统一;而涉及到“西马”的理论归属问题时,则往往强调二者的疏离。除了学术立场和意识形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形态的多样性和理论来源的复杂性确实带来了定位难题。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历程,它们是一系列由西方现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系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而结出的理论果实。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而言,它们无疑带有某种疏离的姿态;然而,就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和发展的体系、立足实践并解答现实问题而言,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域、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程度的恪守与坚持,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相符。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几个最重要的理论模式,即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东欧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当代社会问题相适应并与西方学术思想发展同步,在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各种理论要素或被强化,或被抑制,或被重释,或与异质性的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思考路径和学术走向;这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形态。

一 西马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与使命意识

韦勒克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列于20世纪六种主要的文学批评首位(1),评价其为“是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在揭示文学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独擅胜场”(2)。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在哲学基础上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又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和追求人类解放的使命意识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批评。它与当代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思想和文学美学理论展开历时性的交锋和交融,从而开启和生成了各种批评话语和批评形态。

经典马克思主义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方法、视角和问题域,深刻剖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和基本矛盾;但当今的“后资本主义”时代在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变化,都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能够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固有矛盾,却不可能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变化: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的改进,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采取制度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遗嘱执行人”(3)。在整个20世纪,随着文献的发现、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纷纷寻找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结合点,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则和方法与当代西方理论话语接轨的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人类学、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政治学等诸多维度探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状况,揭示其观念、风格和形式等要素与时俱进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批评视野和批评形态。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和形态多样,但其马克思主义属性仍可以从它们的基本主张中辨认出来,它是一种有着历史使命意识的文艺批评,是从无产阶级的理论任务中提出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的理论任务,拥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美学批评的鲜明特征。文学反映论、文学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美与实践的关系、艺术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共同的基本问题和遵循的出发点;它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所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据以考察20世纪新出现的文学问题的基本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转向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和艺术,注重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突出文化哲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性,强调文学艺术和美学的社会功能。这些特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从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考察文学,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创作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4)

它们通过现代哲学的视角和理论路径,去观照和发展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迁徙,置身迥异于其初始条件的现实和理论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一段离出发地渐行渐远的旅行,在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交融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间并没有完全重合的哲学基础、整齐划一的理论主张和学术取向,但相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视角和相同的社会使命意识,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间,以及它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共同本质,但有着大量的交叉和重叠的相似点;它们构成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又充满对理论的批评意识的边界开放的理论集合。

二 范式转换,还是理论旅行?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用“范式转换”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理论流变,但“范式”概念在此是否恰当,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考察“范式”的本义,库恩是在《必要的张力》(1959)一文中首次使用“范式”一词,后来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重新归纳了“范式”的涵义,是指“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或“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5);“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6)。可见,“范式”概念主要用于解释自然科学史的理论变迁,指常规科学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框架,也是某一科学群体所共有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这一概念的借用并未经过必要的论证,范式及其所涉观念被假定为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有效,这就带来了认识上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库恩认为,自然科学范式具有突现(emerge或者emergence)和不可通约等特征,即不把新旧两种范式之间的关系看作渐进积累的过程,而是认为转换之后的范式与先前范式没有共同的目标、价值和衡量标准,其理论形态差距之大,犹如化学史上关于燃烧的解释的“氧化反应”之于“燃素论”。这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福柯对知识型的描述,但对“西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显而易见的理论相关性而言,这一情形严重不符。如果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仅仅借用了“范式”这一称谓,而并不接受意义突现和“不可通约”等规定性,则这一概念的借用毫无意义。

后来,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这三个内涵来说明范式。“符号概括”即以数字符号和逻辑符号的形式对该范式的基本理论加以表述;“模型”则用来对具体现象加以认知性的解释,为科学研究提供精选的类比,“范例”亦即共同体的典型事例,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解答而形成的一个学科内的意会知识(一个时期解决科学问题的学科观念、思维习惯)。

初看起来,似乎在“范例”的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尚能找到共通点,但实际上,自然科学领域在某个时期共享一个“范式”,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流派林立,缺少共享的信念、概念和价值。对此,学者韩东屏指出:“倘若哲学真有范式,首先这将意味着哲学研究者们已经有不分国别、学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论’。可是自古以来,一直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说不清楚,而且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性哲学定义的哲学,何曾有过这种东西?”(7)“范式”的这三个基本特征都表明了它的自然科学属性,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中鲜能找到类似之处。

由此看来,无论用“范式转换”来描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是描绘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合适的。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流派主张之间,有着复杂却清晰的逻辑线索和历史脉络,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如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实践等一以贯之,构成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域。它们的产生远非“理论的突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完全不是“不可通约”的。其次,从西马文学批评的实际状况来看,与其说“西马”诸流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转换,不如说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的一种理论延伸、拓展和再阐释。人文学科理论建构注重历史积累,其观念革命并不意味着旧概念的失效,而更多关乎价值的重建。动辄曰“范式转换”,实际上忽略了库恩本意中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之规定。再次,把“西马”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看作“范式转换”还显露了一种未经反思的正统意识,即把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前苏联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教科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脉络,而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看作形形色色的理论变体。实际上,未经解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应看作一个处于自在状态的理论对象,其“范式”如何则有待于阐发,它不会自身展开为任何“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则都是在现实条件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时性阐释和发展,经典是源,“东”“西”马克思主义皆是流。既然在阐发之前无法获知原始的“范式”,也就不应特意指出哪种阐发是“范式”的延续,哪种是“范式”的转换;如果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观念和新形态都归为“范式转换”,则这一概念会因所指过宽而失去意义。

不顾“范式”概念的规定性而强行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使用,是出于对名词的偏爱而不惜以辞害意;而把经过附会性阐发或修正之后的“范式”概念拿来指称某种理论模式,则无异于理论上的削足适履。“范式”概念的滥用已经带来了很多语义上的纠缠和用法上的争议。鉴于此,笔者主张在文学批评问题域中弃用“范式”,而使用“形态”这一概念。后者源于“形态学”,在其基础理论向文学艺术理论的移植过程中,已经过了较丰富的论证和运用,消除了概念因跨学科而带来的水土不服。它注重对对象的外部形态、内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考察,有利于把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由一定哲学基础、批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话语方式所构成的批评系统加以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既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当代展开,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命题的发展和重释,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理论在现实情境的“质问”之下发生流变以应对挑战,这恰好应和了赛义德对“理论旅行”这一现象的描述。理论一旦离开源发地,就开始了时间和空间的旅行,与自己据以生成的初始条件相疏离。赛义德由此区分了“理论意识”和“批评意识”,提示了固守理论教条的危险,凸显了批评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异是一种必然。

我们可以借助赛义德的理论,重新领略这一系列迥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又秉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批评形态是如何构成的。赛义德将他的“理论旅行”思想描述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8)一种理论在旅行至新环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与原初不同的环境压力从而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起点或发轫环境;(2)时空转移;(3)理论自身具有的足以被接纳的条件;(4)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的改造。

为说明这一观念,赛义德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详尽地阐述了作为卢卡奇的革命理论的“阶级意识”和“总体性”,如何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降格”为戈德曼的学术探讨对象即“世界观”,又经威廉斯指出总体性是“革命观念的形式”且带来自身的“方法论陷阱”这一理论旅行过程,描述了理论在哲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中的变异。

在《理论旅行》一文中,赛义德着重论述了“批评意识”在理论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他强调运用批评意识来整理、改造和提炼从理论中借来的东西。一种理论如果被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突破就会成为陷阱,因为理论或观念在流布的过程中很容易被简化、编码和制度化,如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出色论述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反映论(9)。

“理论的降格”可能引起两种情况:一是理论失去现实意义而退出实践领域,二是失去现实意义的理论通过外部力量被教条地运用于现实;这实际上都宣告了理论的死亡。一种理论若想保持其活力,就不能失去现实依据,不能不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作出回应,这就需要批评意识不断调整理论以适应现实。赛义德这样阐述他的“批评意识”:批评意识就是对各种情境之间的差异的感觉和意识,同时也意识到任何体系或理论都不能穷尽它所出自或它被植入的情境。……我甚至要说,批评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对理论进行抵抗,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向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于阐释领域之外或边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10)也就是说,批评意识是使理论向具体情境敞开的力量,是对理论的固化倾向进行抵抗的关键。在时隔约十年后的《理论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1994)一文中,赛义德对这一观点做了修正,提出了“理论越界”(transgressive
theory)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旅行的理论在离开源发地之后,可能“不是变得温顺驯服,而是通过移至另一个位置来重新表述和重新肯定其固有的紧张状态”(11)。他分析了卢卡奇的异化理论对阿多诺的新音乐理论和后殖民批评家范农的暴力理论产生的不同影响。卢卡奇试图展现无产阶级意识在消除异化、超越现实困境中的救赎作用,而阿多诺则在《新音乐哲学》中通过对舍恩伯格、伯格和韦伯恩等人的新音乐作品的分析,指出当代主客体对立的不可调和及超越的不可能:救赎和超越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掩盖了现代性的堕落本质(12)。范农通过分析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异化和暴力状况,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取代了卢卡奇的主客体关系;针对卢卡奇对意识的强调,指出地理空间比历史重要,历史又重于意识和主体(13)。

从以上理论旅行和理论越界的例证中可以看到,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可能被降格和弱化,也可以被重新解释而获得活力;原创的理论既可能得到旅行的理论的不断诠释,也可能被后者持续否定。正是理论向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旅行激发了人们对理论的批评意识,而批评意识对理论的不断修正也不断构造着基于原典又疏离原典的新理论形态。这一认识对我们审视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作为随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和佐证。

三 批评形态:从观念到方法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把革命理论降格或弱化的一面,那么,它也有着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释和深化的一面;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对理论中的非当下性因素的抵抗态度,生成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得以调整自身,并针对20世纪的社会历史情境展开批判。这一切变化都源于回应现实情境的要求,有赖于“高于理论和驾驭理论”的批评意识的存在。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应着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和理论越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被前苏联定于一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则较多地显露着“理论的简化、编码和制度化”的现象。

因此,当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社会使命意识并体现着“批评意识”的文学批评,并不存在定义上的同义反复。这里的“批评意识”针对的是文学批评所采用的理论本身,而文学批评正需要以这种经过“批评意识”洗礼的理论来面对文学现象。我们提出用“批评形态”这一概念来取代“批评范式”,目的正是要把握这些体现着批评意识的文学批评活动的整体面貌。

“批评形态”这一概念是从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形态学研究中引申而来的。形态学(morphology)原属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后来又被语言学所接纳,着重研究词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变化。20世纪以来,形态学被运用于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先后出现了K.季安杰尔的《长篇小说形态学》、B.普罗普的《童话形态学》、托马斯·门罗《艺术形态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领域》以及M.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等著作或论文,对艺术理论或文本的外部形状、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14)。托马斯.门罗从分类研究的角度阐发了“形态学”的内涵:“用科学的方法对艺术进行分析、描述和分类,对这种尝试我们称之为‘审美形态学’。”(15)M.卡冈则更侧重对象的结构关系:“形态学———这是关于结构的学说。”(16)

具体到对“文学批评形态”的界定上,我们会发现这仍是一个有待清理的概念,它不仅经常被使用在不同层级上,而且其内涵与诸如“理论模式”“批评方法”“话语方式”乃至流派、思潮等概念相互交叉,在使用中常常彼此置换。从其形态学源头而言,“批评形态”区别于上述概念的根本特性,在于强调其内部结构的有机系统性,即把一种批评形态看作在一定理论统辖之下、并体现着特定批评功能的范畴、方法和批评话语的总体。在当前学术语境中,追求系统性固然像是一种陈旧的本质主义野心,但若能以批评意识为视角,考察批评形态诸要素之间、不同形态之间的相关性,去发现同一形态下的具体批评和不同批评形态(对“西马”而言)之间的“家族相似”,可以深化批评形态这一领域的研究,且不失形态学之把握结构、探寻规律的本义。

笔者尚未发现国外学者有在这个严格定义下使用“文学批评形态”概念的例子。而国内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形态”观念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本世纪初开始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中,冯宪光、赖大仁、胡亚敏、景国劲等人的相关论著引人瞩目。他们在界定和使用“批评形态”概念时,都显示出形态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综合对“批评形态”概念的已有界定,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立足于一定理论基础和观念系统之上,并呈现出特定的问题域、批评方法和话语形式的文学批评类型。

具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拥有诸多批评形态,它们可以随不同的分类标准被划分。如,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不同范畴展开而形成的人类学、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批评形态,从哲学本体论着眼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批评形态,依据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形成的作家论、创作论、反映论和文本论等批评形态,以哲学形态和理论来源划分为基础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形态,以及从韦勒克的观点中借鉴而来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等等。诸批评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社会使命意识和方法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家族相似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则是对这一家族相似的批评理论群体的总称。

例如,依照伊格尔顿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分为四种,各自对应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同问题域和历史分期。“它们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种种细微的嬗变和移置构成了本书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17)这四个领域的划分,实际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的问题域和方法层面的特征。这便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具体批评家的批评理论文本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诸批评形态的连续与断裂,从而勾勒其历史与逻辑流变的脉络。

批评形态研究注重在不同层次上审视批评活动,把文学批评形态看作一个涵盖观念系统、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等诸层面的批评类型,这就使研究者可以把以往关于文学批评的划分标准———如理论基础、流派、方法、话语和问题域———纳入到“形态”的不同层次中去,使具体的批评活动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一些按不同标准分类的批评形式,如主客对立和主体间性批评模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模式,可以按照观念系统、方法和话语等层级划分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从而可能使不同的分类标准并存于同一个批评形态中。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指示了一个新的维度。

“批评形态”研究重视每一具体批评活动的生成条件和特殊性,尤其强调经由批评意识的审视和改造而赋予理论的当下性,使文学批评理论摆脱了被简化、固化和编码的命运。它消除了“范式”的歧义和抽象色彩,把对理论渊源的回溯和对具体批评的产生条件的探析结合起来,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的总体意识,又有对理论发生的当下性的特别重视,从而使研究综合了思想史(探究初始起源)和谱系学(关注具体来源)两种学术取向。可以预见,这一思路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产生相当积极的意义。

注释

(1)(2)[美]贵宾会,R.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丁泓、于徵译,选自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327-328页,第330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陈学明等:《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第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第68-6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6)[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第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韩东屏:《哲学有范式吗?》,《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8)(9)(10)[美]赛义德:《理论旅行》,《赛义德自选集》,第138页,第151页,第153-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赵建红:《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与越界说”探讨》,《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12)(13)Edward 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Boston:Harvard UP,2002),pp.440-443,p.446.

(14)赖大仁:《形态学与文学批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

(15)[美]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第23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

(16)[苏]M.卡冈:《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第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选自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第109-1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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